据人民法院报消息弘利配资，近期，有关“吸毒是否入刑”引发社会热议，成为法治研究的新课题，为此，人民法院报特邀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撰写署名文章。
吸毒是否入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罗翔
近日，有人提出吸毒入刑的主张。不少人问我的立场，我的立场就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光同尘较之非黑即白也许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从应然的角度，吸毒入刑有一定的道理；从实然的角度，不少吸毒行为本来就已经进入现行刑法。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哲学就是语言游戏。很多时候，公共讨论的分歧在于人们对于相同的语言采取了不同的理解。但是语言本身是具有模糊性的弘利配资，一个词、一个句子的意义，并非百分之百对应着客观世界中的某个实体，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是不一样的。
一、关于吸毒应然的入刑。吸毒是否属于犯罪，从而应按照刑法处理呢？这取决于对犯罪与刑法的定义。一般认为，三年有期徒刑是轻、重罪的分界点。2023年《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案件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案件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犯罪治理已迈入“轻罪时代”。还有学者提出微罪概念，认为不满一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属于微罪，但主流意见认为，这种微罪其实也属于轻罪。如果保留微罪的概念，它其实应该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制的不法行为。这也是为什么学界往往把治安管理处罚法称之为“小刑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进行行政拘留。因此，如果把治安管理处罚法称之为“小刑法”，那么吸毒自然也属于犯罪。
行政拘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此学界大致有两种立场。一种是将治安管理处罚纳入刑法，由法院进行裁决，不少刑法学者主张这种观点。在剥夺人身自由方面，行政拘留比限制人身自由的管制、缓刑更严厉。既然更轻的管制、缓刑都要由法院裁判，那么更重的行政拘留更应接受事前的司法审查。按照这种观点，吸毒等治安不法行为自然也应该放在整体的刑法典中进行规制。
行政法的学者一般不采取上述立场，他们主要认为行政拘留必须接受听证，行政处罚应当尽可能少用拘留，如果适用拘留的处罚决定弘利配资，那就必须要有听证程序，给当事人更多事前救济的机会。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一十七条部分采纳了这种见解，“公安机关作出吊销许可证件、处4000元以上罚款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或者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措施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对……可能执行行政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当告知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有权要求举行听证；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前两款规定以外的案情复杂或者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要求听证，公安机关认为必要的，应当及时依法举行听证……”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的行政拘留，未成年人和其监护人要求听证的，公安机关必须举行听证。但是对于成年人而言，只有当涉及吊销许可证件、处4000元以上治安罚款或者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措施，经当事人请求，才应当举行听证。需要思考的是，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拘留是否比吊销许可证、罚款、停业整顿对当事人的影响更为严重呢？那么，对于上述两种立场，哪种立场更为合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吸毒实然的入刑。厉行禁毒是我国对待毒品问题的一贯立场，从未松动。法律对吸毒也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与管控，虽然吸毒并未一律规定为现行刑法中的犯罪，但是不少吸毒及关联行为在事实上都被规定为犯罪，吸毒既可能是重罪，也可能是轻罪，当然也可能是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微罪。比如，以贩养吸是妥妥的贩卖毒品罪；吸毒者持有毒品数量较大的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最高可以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吸毒者唆使他人一起吸的，可以构成引诱、教唆吸毒罪；吸毒者让他人一起陪吸的，可能构成容留吸毒罪。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对于按照现行刑法不构成犯罪的吸毒行为，禁毒法也有非常严格的管控措施。1997年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但是2007年的禁毒法第五十九条却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显然，按照现行刑法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律构成犯罪。但是按照禁毒法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还有不构成犯罪、只按照治安处罚的可能。两个法律显然发生了冲突，原因何在？
正是考虑到毒品有药用和非药用之分，所以禁毒法改变了刑法“一刀切”的规定，应该说，这是一种明显的制度进步。根据禁毒法的规定，强迫他人吸食、注射毒品也有追究治安处罚的可能（比如父亲强迫女儿服用含有一类精神药品的“聪明药”），所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法律的规定应当尽可能面面俱到，不能挂一漏万，也不能挂万漏一，避免打击不足和避免打击过度是法律中一个永恒的矛盾。有人批评法律人思考问题容易想到极端案件，属于以偏概全。但是，如果法律不考虑例外现象，有没有可能当你或你的家人成为例外，你们就成为了牺牲品呢？
同时，2023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对相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国家规定管制的、没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一般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定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不以毒品犯罪论处；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处理。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上述行为，一般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确须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依法充分体现从宽。因治疗疾病需要，在自用、合理数量范围内携带、寄递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进出境的，不构成犯罪。”该纪要的观点其实也是法律界的普遍共识，那就是罪刑相当，比例原则，重罪重刑，轻罪轻刑，微罪微处，无罪不罚，而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因为，法律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公共讨论与有限理性。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所以每个公共议题可能都有正说、反说、折衷说，即便你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许对立立场也有相对的合理性。有时和光同尘的“狐狸式”思维比非此即彼的“刺猬式”思维更恰当。作为老师，我有一个很大的职业习惯，就是好为人师。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因为立场背景等诸多因素不同，人其实是很难被说服的，因此说出观点比说服他人更重要。有时说出你的观点，其实就已经尽到了责任。
法律变革并非学校的辩论赛，它要考虑很多问题，尽可能平衡各种利益，不能为了少数牺牲多数，否则就会出现特权；也不能只看多数，丝毫不顾及少数，否则就无法防止多数暴政，“苏格拉底之死”也就会反复出现。
法律始终是一种平衡的艺术，没有终局性的善，只有方向性的好。古人说，刑法起源于兵法，但兵法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惩罚不是越重越好弘利配资，当然也不是越轻越好，必须平衡惩罚不法和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无论如何，法律人必须戒除对重刑主义的成瘾性依赖。借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贾宇老师在中国刑法研究会2025年全国年会的话：“摒弃对刑法的盲目迷信，推动慎刑原则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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