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正式要求美国商家停止销售所谓“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监视美国人”的中国产摄像头、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FCC主席布伦丹·卡尔公开宣称升富配资，这些产品属于“违禁品”，可能已被列入美国禁止设备清单，且未获得该机构授权。他警告企业，继续销售将面临法律风险。
如今，在美国亚马逊等主流电商平台上，已无法搜索到华为智能手表等产品。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行动，实则早有预兆。早在2024年7月，FCC就已将华为、中兴等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设备清单。此次下架，是该政策从名单到执行的关键一步。
更令人警惕的是，FCC还计划于10月28日进行表决，推动一项更为严苛的提案：不仅禁止新设备销售，还将追溯性地撤销已获授权设备的销售许可，并封杀任何使用清单内中国企业零部件的产品。这意味着，即便一款设备品牌非中国所有，只要其供应链涉及华为、中兴等企业，也将被禁止在美国销售。这已不是简单的贸易限制，而是对全球科技供应链的精准打击。
展开剩余77%“国家安全”？美国的双标早已暴露无遗
美国一口一个“国家安全”升富配资，一口一个“防止监视”，但讽刺的是，真正大规模监视本国公民的，恰恰是美国政府自己。
2013年，前中情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棱镜计划”震惊全球。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通过与谷歌、苹果、微软、脸书等科技巨头合作，直接接入其服务器，大规模收集全球用户的通信数据。尽管美方辩称这是为了反恐，但大量美国公民的跨境通信也被无差别收集。时任总统奥巴马承认项目存在，却称其“受到司法监管”，这种“合法化监控”的说辞，从未真正平息公众质疑。
更严重的是，美国执法机构对国内公民的监控早已常态化。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多次被曝出“过度查询”数据库，即在没有充分理由或司法授权的情况下，调取公民通信和位置信息。国会对此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其严重侵犯宪法赋予的隐私权。
2020年，《华尔街日报》进一步揭露，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机构长期向数据公司购买数百万用户的手机定位信息，用于追踪特定目标。这种做法巧妙规避了宪法第四修正案对搜查令的要求，实质上构建了一个“无许可监控”系统。而这一行为的高峰期，正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当时，特朗普政府将边境管控和移民执法作为核心政策，大规模监控被视为实现“强硬执法”的必要手段。有分析指出，国土安全部购买定位数据的行为至少从2017年就开始，且极可能得到高层默许。
历史再往前追溯，美国政府对民众的监控更是屡见不鲜。从20世纪的“反共调查”到秘密进行的人体实验，美国情报机构的黑历史不胜枚举。讽刺的是，如今美国却以“防止监视”为名，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这种双重标准，暴露了其真实意图：并非保护安全，而是遏制中国科技崛起。
变相关税？特朗普式报复的延续
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采取强硬贸易政策，频繁加征关税。如今虽已卸任，但其政策惯性仍在。当前美国政府不敢或不愿直接对中国商品大规模加税，转而通过行政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技术封锁，实为变相的贸易保护和科技打压。
FCC的禁令，本质上是一种非关税壁垒，旨在削弱中国企业在美竞争力，为本土企业腾出市场空间。这不仅是经济手段，更是政治信号：美国正试图通过行政力量，重塑全球科技格局，将中国排除在关键产业链之外。
然而，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双输的。一方面，美国消费者将失去更多高性价比的选择，尤其在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领域，中国产品已占据重要份额。另一方面，全球科技供应链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现代电子产品高度依赖全球化分工，强行割裂供应链不仅增加企业成本，也阻碍技术创新。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以政治动机主导技术监管的模式，正在侵蚀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基础。一旦各国纷纷效仿，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施贸易限制，全球经济将陷入碎片化与对抗。中国已明确表示，不愿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若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这场由一纸禁令引发的科技博弈，或将演变为更广泛的国际冲突。
结语：安全不应是打压的借口
美国指责中国“监视”，却选择性忽视自身更严重、更系统性的监控行为。当监控的矛头从外国转向本国公民时，所谓的“国家安全”叙事便显得苍白而虚伪。
真正的安全升富配资，不应建立在谎言与双重标准之上。在科技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封锁与排斥实现长期领先。唯有基于事实、尊重规则、平等对话，才能构建真正可信的技术安全体系。否则，今天的禁令，不过是明日更大危机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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